2015年12月18日晚7点左右,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党支部副书记、三组组长仁增为救跳江自杀的村民曲吉,跳入冰冷刺骨的雅鲁藏布江,不幸被卷入漩涡,在生命最后一刻,他用力将曲吉推出水面,曲吉得救了,他却牺牲了。噩耗传来,人们无不为失去一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而悲痛万分。
仁增,男,藏族,1979年出生,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人,1998年入党,2000年任强吉村会计,2008年至2015年任强吉村党支部副书记、三组组长。他先后获得琼结县先进个人、拉玉乡“优秀共产党员”、拉玉乡发展特色产业先进个人、琼结县“优秀青年”等荣誉称号,他还是琼结县第12届人大代表。
一、勇挑重担,尽心竭力改写“贫困”
强吉村位于琼结县拉玉乡向西6公里处,下辖3个自然村,现有186户、764人,其中三组51户208人。三组海拔3800米左右,是强吉村三个小组中的最贫困组,不仅资源匮乏,也是自然灾害高发区。多年来,仁增始终在思考,如何带领三组摆脱自然条件制约,如何实现突破,如何摆脱贫困。
夏季,地处山凹的三组都饱受洪涝灾害,每年都会发生农田道路被毁的事情,由于需要抗洪和修复水渠、排洪沟,村民们大多被困在了村里。
每到夏天,仁增都要组织防洪队晚上巡逻,一遇到暴雨,就身先士卒,冒着生命危险,与群众一起抗洪救灾,把村民的损失降到最低。2012年的一天凌晨两点,强吉突降暴雨,汹涌的洪水涌入丹增和拉吉卓嘎等村民的家里。仁增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要求马上转移老人、小孩,并背起旦增家的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返回洪灾现场,他组织村民围堵洪水,满身泥浆的他带领大家干到天亮直到洪水退去。2015年夏天,娘那沟再发大水,洪水夹杂着泥石翻过下游公路,直扑农田而去。仁增急忙叫上组里的干部,带上铁皮围栏去围堵洪水。冲在最前面的他突然一个趔趄,跌倒在洪水里,多亏村会计旦增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仁增,才没被洪水冲走。
面对凶猛的洪水,仁增多次召开群众代表会议研究解决水患问题。为让全组摆脱水患,他多方争取项目和资金建设防洪堤和水渠。2012年,仁增积极向县人代会提交议案,争取投资近100万元,修起了曲巴嘎、那日沟、娘那水渠等3条长3000多米的排水沟、水渠。在建设过程中考虑到用水泥冬天易被冻爆,他创造性提出在干渠中加铁皮来防渗漏和防冻。通过这些水渠和排水沟,将以前村子两边的洪水都集中到了娘那沟。2013年,他千方百计争取到资金40万元,用于修建娘那沟防洪堤。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他采取分段包干的方式,严把工程质量关。每天中午他都要现场检查建设质量,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的防洪堤段,他立即扒掉。在他的带领下,40万元竟然修了1500米的防洪堤。群众都说:“有了这条防洪堤,睡觉都踏实了。”
强吉村三组是一个农业为主的村庄,人均只有1.5亩耕地。长期以来,农作物产量不高。仁增非常着急,他多次到县农牧局打听是否有农作物新品种。2013年3月16日,正是强吉村一年一度盛大的“开耕节”。此前一天,仁增接到电话,告知他可以到日喀则领取青稞新品种“喜马拉雅22”种子。他高兴不已,决定立即动身去日喀则。群众劝他说,没有村支书参加开耕节,大家就高兴不起来。仁增留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参加完开耕节仪式,仁增立即开上自家的皮卡,奔向日喀则拉回种子。在驻村工作队帮助下,仁增还组织群众新修了2座水塘,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当年,全村庄稼丰收,每亩产量比以前增加了200多斤。为方便群众磨面,仁增向村委会提议,从集体收入中拿出6万元为3个组各建起了1座磨面坊。
仁增决定,由组里牵头实施土地集中耕种和农作物收割制度,他争取资金6万元、组里出资6万元,购买了收割机,每到收割季节,他和组里的干部一起驾驶收割机为每家每户收割粮食。此举解放了更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村民外出打工,他总要找到老板,打招呼不要拖欠工资;群众在本地参加项目没有及时领到工资,他总是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帮助追讨,这些年,全村没有出现一起农民工工资长期拖欠问题。
光靠农业只能满足温饱,不能解决“钱袋子”。三组高山草场面积大,但全组羊却只有200多只。仁增决定大力发展牧业。通过积极争取资金20万元,他从措美县买回200多只羊,并按照每家需要分发3-5只。怕羊子冬天被冻坏,他又争取到暖圈项目,建起了6个羊圈。集中放牧辛苦没人愿意干,他又动员自己的姐夫放羊。为解决羊的饲草问题,他组织村民,开着自家的拖拉机、义务投劳开发50亩荒地来种苜蓿草。如今全组羊已从当初的近200只发展到现在的826只,平均每只羊每年能给村民带来500元左右的收入。以前村民和牲畜的饮水,全是背雄曲河水喝。2013年他争取8万元资金,为三组建起了人畜饮水池,更换了水管,现在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自来水;他还争取了700多棵树苗,组织群众义务投劳种植了5亩树林。仁增当会计时候,组里的会议室像个羊圈,2009年,他争取5万元资金,建起了三组村民小组会议室,并争取了一批健身器材,使群众劳作之余,有了休闲娱乐场所。
仁增是拉玉乡致富能手,他总想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带领大家发家致富。2013年6月,抓住国家好政策,他成立了“仁增藏式家具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有9名固定员工,其中6人是贫困户。他将合作社年利润的20%拿出来做村集体收入,乡干部劝他说,合作社才起步,拿出20%太多了。但他说,村里现在还很穷,能多支持点就多支持点。
在他的带领下,强吉三组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变化。2008年,群众人均年收入仅为2300元,2015年已达5600元;集体收入也从2008年的400多元增加到现在的14万多元。村民们以前住平房现在住楼房,许多家庭都购买了电视、冰箱等高档电器,交通也更方便,80%以上家庭都有摩托车、电动车。
2014年正值全区村(居)“两委”班子换届。仁增因家庭原因向村民们请辞:“我母亲年迈,妻子摔伤,再加上办合作社我已经欠了15万,现在我跟你们请假3年,等我还完债,如果你们还需要我,我就继续上任。”
农民是最质朴、最实在的,眼睛也是最明亮的,他们知道谁在为他们真正谋福祉,谁能真正带领他们发家致富。无论上级怎样做工作,结果三次投票,群众选的都是仁增。看到群众这么信任和拥护自己,仁增顾全大局,又挑起了重担,更加努力地为全村经济社会发展奔忙。
二、扶弱济困,一心一意为民办事
仁增在村里赢得了群众真心的支持和拥护,被老百姓誉为“顶梁柱”、“定盘星”。这些,与他多年如一日把群众当亲人,时时、事事想着群众,真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密不可分。
2006年,强吉村开始实施“安居工程”建设。仁增发挥自己的一级木工特长,没日没夜为45户村民修建新房,但他从没收过一分钱。
贫困户格桑曲珍的丈夫索朗巴珠不慎掉入沼气池颈椎受了伤,仁增得知后,开上自己的车将其送往医院,因为索朗巴珠家人不懂汉语,他又在医院陪护了20天,并为其垫付3万元医药费。索朗巴珠出院后,无法干重活,他又将其安排在合作社做一些简单的木工活。后来索朗巴珠去世,仁增又帮助料理后事。考虑到格桑曲珍家没有了经济来源,仁增又将其女婿达瓦扎西安排在合作社里工作。格桑曲珍的孙女小曲珍耳朵失聪,仁增先后四次带她到拉萨检查,并借给治疗费1万元。
贫困户拉吉卓嘎的家夏天经常受到雄曲河洪水的威胁。仁增看在眼里。他主动找到拉吉卓嘎,表示将帮她家重新选址盖新房。拉吉卓嘎却担忧自己家穷没钱,并且自己的手曾经受过伤,根本不能干重活,丈夫又有残疾,还是仁增帮他在村里谋了一份放羊的职业。但仁增告诉拉吉卓嘎:“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房梁、水泥由我出钱购买,木工活由合作社来做,雇工的钱也由我来出,保证今年过年让你家搬进新房。”仁增跑县国土局批下拉吉卓嘎家的宅基地,并亲自设计户型,在牺牲当天的上午,他还在为她家挖新房地基的事忙前忙后。
20岁的群培家境贫寒,其父亲去世,是仁增掏钱帮忙料理后事。看其在外面打零工,仁增又让他在合作社做学徒,学习一技之长。去年9月,县里分下来一个学习装载机技术的名额,仁增考虑到群培的家境不好,便安排他去学习,并亲自做其他想要去的村民的思想工作。群培在去培训前,仁增对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操作证书拿到,将来好为村里做些事情。”
54岁的甘旦,是三组的老组长,他的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仁增在帮忙打理。有一次,他在泽当不小心掉到下水道,摔伤了腿不能动弹。在焦急中他想到了仁增。仁增从村里赶到泽当,送他住院,并垫付了1000元医药费。
仁增十分慷慨大方,村民们向他借钱,从不打借条,他也从不催促别人还钱。村民刚组还记得,有一次他主动还4000元钱给仁增,仁增却说:“你们家现在比较困难,先不急着还钱,等以后钱充实了再还也没关系。”
不仅如此,全组五保户的地都是仁增帮着在种。13户五保户、贫困户和没劳动能力村民的春播秋收,都是仁增出钱出力帮助完成,包括种子都是他一手包办。77岁的旺久老人是村里的五保户,30多岁的儿子在放羊时被雷击中去世,后事也全由仁增操办。
仁增还抚养了弟弟益西的女儿嘎玛曲珍。嘎玛曲珍从3个月大时就被仁增一家收养,如今15岁的她不愿意回亲生父亲的家,在她心里,仁增才是她的亲爸爸。
在仁增的眼里,全村的事都是他的事。平时,村里要到县、乡领化肥、种子等农用物资时,仁增就开着村里的车亲自去领,但他从未领过误工补贴。他家的拖拉机、皮卡车、摩托车等私有财产也早就成了公共物资,只要群众需要,随时都可以当自己的东西用。
在强吉村,哪家有困难,哪家就有仁增的身影。“有事找仁增”已成为村民们的“口头禅”。强吉村1组会计索朗格桑一直记得仁增说过的一句话:“因为头上顶着村官的头衔,所以一切都要为村民们服务。”
在琼结县,仁增关心教育,扶助困难学生也是出了名的。
2012年,仁增看到强吉小学缺少办公设备,就自己掏钱为学校购置了2套办公桌、椅子。2013年,他发现学校旁边的木质电线杆已腐朽、电线也严重老化,对上下学学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就立即向有关部门争取新电线杆和电线,并自己掏钱请电工安装。听到住校学生冬天早上没有热水洗脸,他就在村旁划定一块地,专供学生捡拾柴火、牛粪来烧水、取暖。从2010年起,他都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向贫困学生捐钱或送文具,以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
仁增资助过的学生不在少数。村民索朗曲宗有两个女儿,她家没有劳动力,两个女儿从初中开始就受到仁增的资助,一直到大学毕业。她们参加工作后,都回来看过仁增,仁增告诉她们:“你们现在参加工作了,就要懂得感恩,好好回报社会。”村民央宗的儿子顿珠现在西藏农牧学院上学。顿珠上初中时父亲索朗顿珠得了重病,仁增将其送往医院,并垫付了4000元医疗费。索朗顿珠去世后,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央宗想让顿珠辍学,仁增得知后找到央宗说:“小孩的学费和生活费交给我了,你一定要让顿珠上学。”从初一到大三,仁增资助顿珠近6万元。村民强巴的大儿子嘎玛群培现在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读大二。嘎玛群培高考落榜后就一直跟着强巴打零工。仁增得知后,对强巴说:“要让小孩重新去考个学校多学点知识,学费的事情我来帮你。”他还多次鼓励嘎玛群培去参加成人高考。如今,嘎玛群培非常感激仁增,他说:“如果没有仁增哥哥,我现在还是一个四处打工的农民,根本不可能去内地读书。”
在仁增的努力下,现在强吉村学龄儿童没有一个人辍学。仁增说,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我只读到了高中,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要让全村的孩子都尽可能地多读书,以后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为家乡作贡献。
三、死而后已,群众为他树起“口碑”
2015年12月18日,是仁增家人和强吉村民悲痛欲绝的日子。
这一天,强吉村民曲吉因父母反对婚事、与恋爱对象多次发生矛盾,遂产生轻生的念头。跳江前,曲吉打电话给亲人,简单几句致歉后,就挂了电话。急得六神无主的曲吉父亲找到仁增,请他帮忙寻找女儿。了解情况后,仁增告诉曲吉父亲不要着急,他先去江边开导曲吉。拨通曲吉的电话,几句简单交谈后,仁增开车急忙朝雅江边赶去。到了江边,看到站在泽当大桥下面的曲吉,仁增急忙呼唤,让其冷静。可是,曲吉哪里还听得进去。未等仁增近身,曲吉已经扔下遗书和手机跳入江中。不假思索,仁增也跳入江中施救。在抓住曲吉的手后,两人不幸被卷入漩涡。在生命最后一刻,仁增用力将曲吉推出水面。随后赶来的曲吉弟弟用绳子救起了曲吉,但仁增却不见了踪影。
仁增同志救人失踪后,强吉村80多个村民自发沿江搜救。强吉村更是一片悲伤,村里家家户户点起酥油灯、煨起桑烟为他祈福。
村民群培伤心地说:“阿舅(琼结方言,“哥哥”的意思)仁增走了,再也看不到我开装载机为村里清理河道了。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不仅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爸爸,我的好哥哥。”
强吉村民旺久、德吉、拉吉卓嘎等人痛哭流涕,他们说:“三组的房梁塌了,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了,是我们没有福气啊!”
嘎玛平措、刚组等20多个村民纷纷来到仁增家里,把欠的钱还给仁增的妻子洛桑群宗,望着不知情、面带惊讶的洛桑群宗,嘎玛平措等人说:“生前阿舅仁增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不能昧着良心瞒下这些钱。”
村民甘旦老人眼含泪水,语带哭音:“仁增牺牲后,全村都哭成了一片。这样的场景我在村里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毛主席老人家去世,一次就是现在。”
拉玉乡党委副书记布宣回忆起仁增生前的点滴时禁不住落泪:“仁增当村会计时,把村里的帐目搞得一清二楚,财务公开透明。去年在修强吉村到日玛岗村的公路工程中,施工方知道仁增威望高,就悄悄来到他家送上厚礼,希望他做群众工作,将日工资降到100元以内。仁增将礼物丢到门外,并据理力争,最终将村民的日工资定为125元。”
拉玉乡原乡长韩相子仍然记得仁增抗洪抢险一幕:“2014年6月29日晚7点,强吉村娘那沟突发山洪,村里的公路被洪水淹没,过路的村民面临危险。仁增当时正和县乡工作队商量工作,得知消息后,他立即赶到现场,马上开展救援。此时水流十分湍急,夹杂的树枝、石块,更让人难以站稳。仁增一马当先,背着本村村民以及日玛岗村民小心翼翼地淌过娘那沟,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将最后一名村民撤离到安全地带,此时的他已被冻得脸色苍白,嘴唇发青。”
琼结农发办主任罗布多吉依然记得仁增去年最后一次到他办公室的事情,仁增向他反映,村里的娘那水渠修好了,但承包方还没有兑现群众工资,希望他给催一催。
仁增已逝,却留下了四个未了心愿:
计划在娘那沟上建设一座桥,以永绝水患;计划新建日马岗到强吉的河堤;计划每年寒暑假拿出两万元用于学生的奖励和慰问;计划以强吉庄园维修为契机,开发强吉林卡,发展旅游增加群众收入。
强吉村是仁增同志人生的舞台。他生于斯长于斯,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更谱就了一生动人的乐章。他的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模范行为,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必将给广大基层干部以信心和力量,激励大家在基层、在一线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书写人生最瑰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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